1982年，是中国电影非常重要的一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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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，北京电影学院78届的张艺谋毕业。

跟现在不同，那会上大学还包分配工作。

张艺谋想留在繁华的北京施展抱负，

但最后学校把他安排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，

做了摄影师。

离开北京的那天，

他暗自发誓：他一定要再回来。

但，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后。

张艺谋去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第二年，

厂里的领导们定下了新拍摄计划——但，一直没找到导演，张艺谋就向领导们推荐，彼时还在北京儿童制片厂做副厂长的陈凯歌。

陈凯歌欣然应约。

一路坐着绿皮火车从北京到了广西。

下火车的时候，是张艺谋在站台接的凯歌。

看见凯歌的时候，张艺谋笑着，也不说话。

倒是凯歌很主动，下了车后，他径直走向老谋子，用力握着手，说了句：“谢谢”。

没多久，他们两个就一起坐上了那辆前往陕北的火车。绿皮车，一路摇摇曳曳。

他们两个人都睡不着，就盯着一张照片看，

如醉如痴，竟足足看了一个时辰。

照片平淡无奇，照片的内容就是数十个豪汉齐心打陕北大鼓，气象万千，黄土飞扬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的一张普通照片。

张艺谋洞见了生命的活力。

陈凯歌也震撼至极。他当即就决定把电影的名字《深谷回声》改成了《黄土地》。

拍电影的日子很苦。

陕北高原，最寒之时竟能达到零下十几度。

南方来的张艺谋，

第一次见识到了西北的寒冷。

他来的时候，就带了一双绿色解放鞋，还有3双单薄的袜子，穿越山林，脚都冻红了。

陈凯歌也没做好准备，穿着一身背带裤，就从北京去了广西，然后再到到了陕北。

夜晚，张艺谋与陈凯歌，

睡在老乡家的窑洞，

白日闲暇之际，他们就跟与陕北的乡民畅饮唱和，欢歌笑语，唱民歌，唠家长里短。

两个人就这样，漫山遍野的跑了2个月。

陕北的干旱与荒凉，就跟那会的中国电影一样，落后、样板戏、单调。

老谋子与凯歌拼命的拍电影，

漫山遍野的跑，想跑出一片天地。

结果是令人满意的，《黄土地》尚未在全国大规模放映，剧组的几位主创已在圈内声名鹊起，因为—— 因为《黄土地》获奖了。

1985年，《黄土地》在瑞士第三十八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捧得银豹奖，这很不容易。

中国电影上一次走出国门还是在二十年前，那还是1964年的事情。

那年，谢晋的《舞台姐妹》被选为最能代表中国的电影向海外发行。

但那年发生聚变，最后取消了送选。

直至1985年《黄土地》问世，

时隔21年后，

终于有一部国产电影走向了世界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部《黄土地》被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标志，中国文艺片的巅峰之作，中国乡村电影的极致之作...

无数的掌声送给了陈凯歌。

陈凯歌，一夜成名，成为声名显赫，晋身为中国最负盛名、最受瞩目的青年电影导演。

那一年张艺谋34岁，陈凯哥32岁。

他们刚登山舞台的年纪。

有了《黄土地》成功，广影厂又把《大阅兵》导演工作给了凯歌，摄影师还是张艺谋。

那会大家都想的是，

这一对天才能成为追鹿电影江山的黄金搭档。

但很快，这组合还没多久，就传出了两人因为“艺术理念不同”爆发了激烈的冲突，

有一次两人情绪激动，竟然在片场打了起来。他们脱掉衣服，互相殴打，规定谁打赢了就听谁的意见。旁边的人都不敢过去制止，

两人打得鼻青脸肿，

最后都不服气，分道扬镳。

90年代的小报曾详细记载了这一冲突。但时间久远，是真是假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。

倒是可以考证的是——张艺谋在拍《大阅兵》事看到的「UFO事件」，这事详细记载在了张艺谋的自传《宿命：孤独张艺谋》中。

那是1985年的夏天，

老谋子被陈凯歌邀请去拍摄电影《大阅兵》。电影拍摄规模很大，有很多人和设备要搬运，导致人员和器材必须分开运输。

于是，他和他的摄制组决定开车去火车站接摄制器材，但等到他们把器材运回到剧组基地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卸器材的时候，各个无精打采，他们决定再车上休息一下。

其他人在车上休息时，制片部的陈立国拉开出门，拉开车门下车，说是要去小便，

但是没几秒钟他就跑回来了，

惊慌的喊道：“ 艺谋，飞碟！ ”

迷糊中的张艺谋，

突然惊醒，他跳下吉普车，突然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大的像洗衣盆的物体，倾斜着45度角，悬停在空中，一动也不动。

张艺谋觉得这个物体就是飞碟，

因为在他的经验里从未看过这样的东西。

可，就在抬头看的那一刻，

人的意识就像被绑架一样，突然失去了记忆，

而同行的6个人也都跟中蛊一样，

没有人想到去拍摄这一历史时刻。

等他们恢复意识时，飞碟消失了，

天空中却出现了一朵像“核爆炸似的”粉红色的蘑菇云，令人十分恐惧和害怕。

第二天啊，全组都在谈这个奇怪的事情，凯歌还是一副冷静的样子，忙他手头的事儿。

很多年后，有个记者问陈凯歌，“那个UFO你当年是不是看见了啊？”

陈凯歌摇摇头，回答，“我只能说我不知道。”

看见就是看见，没看见就是没看见，陈凯歌为什么不直接说看见或者没看见呢？

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，但记者也没继续问。

反倒有心理学家说啊：这所谓的UFO事件，本质上就是在形象化描述张艺谋和陈凯歌在片场打架的情况嘛，人经历了啥严重的伤害和矛盾后，常常会有点异想天开，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和身体压力。

虽然专家也只是猜测，也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，学术界给了一个普遍认可的看法， 这个UFO是否真的存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个人“对看见UFO的不同态度”和想象。

老谋子觉得飞碟的存在是因为他的电影叙事里，本来就有着天马行空的疯狂表现力，

老谋子的电影里，一直都是以那崇尚天马行空的创意和疯狂的想象为基础，创造出令人震撼的电影画面和气势恢宏的戏剧效果的。

而对于陈凯歌来说，电影一直都是自我表达的延伸，他更愿意通过自我表达来展示个人观点。电影对他而言，是一种表达工具，让他得以传达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UFO这种超自然的癫狂想象并不属于他的叙事风格，所以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看见。

这一点，在他们共同合作的电影《大阅兵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虽然是两人合作，但这一次他们不再是1+1>2。

他们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，

一部电影两种风格，

老谋子的“室外”戏，磅礴大气，

凯歌的“室内戏”，委婉不快。

夹杂着理念碰撞的尘土飞扬，

两位大导演在《大阅兵》合作之后，便擦肩而过，各自踏上不同的电影征程。

张艺谋离开北京，

返回西影厂为吴天明执导的《老井》摄影，

而陈凯歌则继续留在北京，

每天16小时待在电影暗房里剪辑电影片段。

电影对于陈凯歌而言，

似乎就是他表达自我观点的工具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“电影里有我，我在电影里”。

这部《大阅兵》原本是献礼建国35周年的献礼片，歌颂集体和集体英雄的电影，陈凯歌最后剪成了一个极具自我表达的电影。

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中，

陈凯歌隐晦批评了中国人的集体观念。

尽管这部电影过审，但原定在参展1987年戛纳电影节的《大阅兵》最终被撤下。

陈凯歌不懂为什么，

这是他第一次在电影上失意。

然而，就在陈凯歌第一次受挫。

老谋子红了。

老谋子当年离开北京去拍《老井》时，本计划是担任摄影师的他，在吴天明的邀请下，成为了《老井》的主角。为了让自己更贴近角色，老谋子每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。

把手放在砂土里搓捏，能变得粗糙一些。

在拍摄井下戏时，为了让表演更逼真，他3天没吃东西，每天只靠500毫升的水度日。

就是这股劲，让老谋子一夜成名，先后获得了东京影帝、金鸡和百花影帝的殊荣。

但老谋子不甘心，还是想拍电影。

1986年，老谋子找到了莫言。

那会莫言的《红高粱》还没整理成册，第一期刚发在1986年3月第3期《人民文学》上，

老谋子就看上了《红高粱》。

上午，老谋子刚看完《红高粱》的故事，

下午，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军艺找莫言。

见到莫言，张艺谋还没开口，莫言就说：“你长的真的像我们村子里的人，我知道你要来干什么，你是想要剧本吗？可以卖给你。”

张艺谋非常诧异，

后来才知道吴天明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。

大院的筒子楼里，还没聊几句，莫言就以800块钱价格把《红高粱》版权卖了张艺谋。

2年后的柏林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，

张艺谋笑开了花。

他的处女作《红高粱》拿下了柏林金熊奖！

这个消息传回国内，迅速引起了轰动。

庆功宴上，老谋子激动地搂着莫言的脖子，满面通红地说：“为了明天，愿意豁出去。”

这一天，老谋子兴奋得难以入眠，但与此同时，陈凯歌则处于反转的焦虑之中，

因为戛纳电影节的评选结果还需要再等待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结果出来了。

陈凯歌的《孩子王》在主竞赛单元上，

出局了，颗粒无收。

那一天，陈凯歌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。老谋子仅凭借着处女作就走到了他的前面，

而那一年周晓文和芦苇合作的《疯狂待代价》又在国内大卖，成为当年国内票房冠军，

陈凯歌倍感压力。商业片没拍好，艺术片又颗粒无收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。

更要命的是——

原本《孩子王》应该从去柏林电影节的，后来是因为法国戛纳发出了邀请，总局这才把《孩子王》从柏林撤掉，送去了法国戛纳。

当时，总局也是一直看好《孩子王》才做的这个决定，毕竟戛纳是三大电影节的老大。

就这样，一个无心插柳，柳成荫的安排。

成就了张艺谋，陈凯歌却失落了。

不过，命运就是如此的戏剧性。

就在凯歌失意的那天，一位名叫徐枫的人手持《霸王别姬》一书找到了著名导演陈凯歌，并对他说：“只有您，凯歌导演，才能将这部作品拍成电影。”

陈凯歌接过了这本小说，但当时的他并没有想要拍摄电影的打算，他太难过了。

不久之后，陈凯歌应美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和纽约大学之邀，

前往美国进行访学，整整三年时间。

在陈凯歌离开的这三年间，

老谋子逐步跻身国内顶级导演之列，他与巩俐之间的绯闻不时成为各大媒体头条。

那段时光，老谋子可谓逍遥自在，

国内也没一个竞争对手。

三年后，陈凯歌回来了。

回来后的第一件事，陈凯歌找到了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黄磊，共同拍摄了电影《边走边唱》。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，黄磊仍对当年陈凯歌给予的机会心怀感激，

但这部作品在当时口碑一般，票房表现也不佳。新电影失败之后不久，陈凯歌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，他再次经历离婚，整个人陷入了混乱。

直到他偶然间拿起了书柜里的《霸王别姬》，

人生才出现了转机。

读完小说后的陈凯歌找到了芦苇，并把《霸王别姬》的原珠交给芦苇看，

问她对李碧华的这部小说有何看法。

芦苇说：“李碧华的《霸王别姬》不过是部男女爱情的二流小说，格局狭小。”

凯歌回应：“甚至不足以称之为二流。”

然而，他们一致认为，《霸王别姬》原著为电影改编奠定了极佳的叙事框架，

非常适合电影化。于是，凯歌决定拍摄《霸王别姬》，剧本创作由芦苇担任总编剧。

芦苇答应了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：“ 我负责编剧，但凯歌你不能以导演身份随意修改 。”

陈凯歌同意了。

就这样，《霸王别姬》投入了拍摄制作。

但就在《霸王别姬》的制作期间，张艺谋又走去了一趟柏林电影节，跟上一次不同——

这一次，张艺谋是去做评委的。

1993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，

可是上演了一幕大戏。评委们为了颁发最高奖项金狮奖，搞得你死我活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唉，这时候，咱们中国的张艺谋可不想掺和进这场混战里去。

毕竟争执的两部电影都是咱们中国的片子，李安的《喜宴》和谢飞的《香魂女》。

张艺谋可不想得罪哪个。

眼看着就要确定最终名单了，可是争执过去了好几个小时，评委们也没达成一致意见。

最后他们问张艺谋：“艺谋，你说要是两部影片，都并列获奖的话，你觉怎么样？

张艺谋回答道：“我相信，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因为这个决定而感到高兴和兴奋。”

于是在1994年2月10日，

李安的《喜宴》和谢飞的《香魂女》拿下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大奖。

可这还不是最精彩的，

三个月后，也就是1993年5月24日，霸王别姬也拿奖了。那一天，陈凯歌带着张国荣和电影《霸王别姬》站在法国戛纳的舞台上。

这是中国第一座金棕榈奖，举国沸腾！

没多久后，张艺谋回国后，带着剧组赶赴西安，忙着拍《活着》，最后《活着》里的鸽友也在那一年顺走了的最佳男演员，戛纳影帝。

一个国家，2年4部传奇电影，

纵使是世界电影，也曾未有过的辉煌。

人们奔走相告——

中国电影的巅峰，终于到了。